1967年5月1日下午，天安门城楼风高云淡，人群簇拥。远处传来礼炮声时，病中的陈伯钧被工作人员搀扶着走上城楼，他略显消瘦，却依旧腰杆挺直。站在一旁的毛主席留意到他，随口一句“伯钧，身体可好？”把将军的神情一下子点亮。这一幕让不少在场者想起两人结识至今四十年的风雨与风骨。
时间回拨至1926年夏。北伐军的军号回荡在武汉长江两岸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迎来新生。陈伯钧，一个被旧学堂除名的川东青年，背一只帆布包踏进校门。他对同窗说：“来这儿，就是想学本事，干大事。”恰在此时，毛泽东频频来校授课，台上讲三民主义的分化，讲农民运动的春天。陈伯钧一次课都不落，听得两眼发亮，回宿舍就抄写笔记，后来坦言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感到胸中豁然开朗。
1927年4月的枪声很快撕碎了理想的云锦。蒋介石在上海发动“四一二”政变，血雨腥风飘向武汉。陈伯钧投身守城战，五月间在弹雨中宣誓入党。湖北的天空硝烟未散，江西又燃起秋收起义的火把。夜色中，他找到正在部署行动的毛泽东，请求就新兵训练请教打法。毛泽东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上过黄埔，正是我们要的人才。”一句话，让这位青年军官更坚定随军上山的决心。
井冈山时期，陈伯钧担任教导大队副队长，同乡吕赤任队长。某天，两人争抢一把缴获的旧手枪，玩笑间走火，吕赤当场殒命。士兵群情激愤，要求枪毙肇事者。毛泽东审清经过，提出“误杀，不等于故意”，但也不能无罚。“加倍劳动，再加一百板！”竹板落下二十余记便停，毛泽东让陈伯钧回队戴罪立功。处理既守纪律又留人才，整个队伍心服口服，这成了后来红军战时审判的范例。
长征路上，陈伯钧任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，负责断后。敌人四道封锁线重重压来，他率部顽强阻击，硬是以血肉之躯为中央纵队撕开通道。万里征程，十三师被战火打剩残旗，只余千余人仍扛着带血的旗杆跟上主力。将士们背后议论：“咱们有个‘铁屁股’师长，堵口子他最稳。”遵义会议后，毛泽东重握指挥权，与旧识再度并肩，夸他是“红军干才”。
抗战爆发，陈伯钧调任三五九旅旅长。1937年10月洛川北风如刃，兵站缺棉衣，他为经费焦头烂额。一回愠怒掴了态度蛮横的司机，被毛泽东严厉批评：“主观性太强，客观性太差。”随后被派往中央党校深造，毛泽东叮嘱他“多读书，把原则想明白”。有人说这是“冷板凳”，可陈伯钧回忆那段日子常感受益无穷：学会用理论照镜子，脾气真收敛不少。
接着就到了1938年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一幕。延安窑洞里悄悄传出：毛主席将与江青结婚。许多同志私下议论，担心影响声誉。陈伯钧性急，当夜提笔，一口气写满三页纸奉劝：“主席慎思。”信送出，心里反倒落空。几日后，罗瑞卿带回一封短笺，上书：“伯钧同志，谢谢关心，天塌不下来。”寥寥数语，既表态也示宽怀。陈伯钧翻来覆去读了几遍，在日记里写下：“领袖自有定夺，吾辈宜明分寸。”
抗日烽火渐烈，陈伯钧转任抗大训练部长，又赴前线组织游击战。皖南、豫西、晋绥，他的指挥笔迹随地图折叠而展开。解放战争爆发后，他统率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横扫晋中。1949年太原战役结束，他率部在汾河东岸列队俘虏阎军，第一个向北京报捷。
1955年授衔仪式，陈伯钧戴上上将肩章，却对家人说：“若那年毛主席没留我，哪有今天；若吕赤未殒，他亦应立此列。”一句话，道尽旧友情与惜才心。
1968年，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，毛主席接见群众代表。听闻一位代表来自达县，他脱口而出：“伯钧同志的老乡。”周恩来随即补一句：“井冈山来的老同志。”就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，这把温情的“保护伞”令不少人暗暗称奇。
1974年秋，陈伯钧病逝北京，终年六十四岁。五年后，其故乡达州竖起“红军干才”雕像，基座上镌刻的四字来自毛主席当年手书，简短有力，也最能概括这位上将一生的坚毅与纯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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